这种疑虑是可以打消的，因为这个条文存在两种解释方案。

2015年1月，新疆青河县牧民别热克·萨吾特在当地矿区捡到一块宝物狗头金。盖若按照制度性保障的基本意涵，必须侵及制度核心内涵，始构成违宪，惟比例原则的操作，却未必与制度核心相涉。

不过，关于第一项推论即排斥和否定个人或组织对自然资源获得所有权，本文不敢苟同。据此，宪法第9条并非简单宣示国家的自然资源所有权，以保障国民经济的发展，而是设立了一种国家责任（参见陈海嵩：《国家环境保护义务的溯源与展开》，载《法学研究》2014年第3期，第77页），此等国家责任论解读与制度性保障说的分析结论可谓异曲同工。对于宪法上的此等国家所有条款，到底该如何解释与适用，已然是个缓不济急、时不我待的法律难题。一项法规，如果只想为公共利益服务，却拒绝为个人利益作任何辩护，那它也就根本不可能要求获得法之名分。内容与限制由法律规定。

经批准的气象资源探测活动，应该通知所在地气象主管机构。新疆牧民因为发现和先占而取得狗头金的所有权，符合法律原理和法治精神。在这一方案之下，无论修宪所引起的是宪法内容的大改还是微调，全国人大在每次修宪时所通过的都应当是一部宪法典而非若干条宪法修正案。

正如前文所述，采用宪法修正案可以避免对宪法典的文字进行变动，给人一种视觉上的恒定感。首先，宪法修正案的采用可以使先前的宪法条文不因日后的修改而发生变动，从而给人一种视觉上的恒定感。宪法修正案第二十四条应当仅写作：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我国宪法修正案几乎每一条都存在这一问题。

我国在对现行宪法进行局部修改时，既没有继续坚持源自苏联的传统修宪方式，也没有引进世界范围内颇为流行的德国模式，而是恰恰移植了极富个性的美国模式：在不变动宪法原文的前提下通过宪法修正案来修改宪法，并将宪法原文和修正案共同作为本国的宪法文本。这一段话无疑确证了：最新的宪法修正文本是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秘书处在宪法修正案通过以后编辑产生的，而不是由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所通过的。

而且，虽然组成《权利法案》的十条修正案诞生于同一年份，但它们也并不是以捆绑的方式一并通过的。这种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现象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但就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一文本的使用频率却远远不及宪法修正文本。这一步骤虽并不困难，但或多或少地会增加查阅的时间和误引的几率。

正如我们在夜晚中所看到的天空，美国宪法保留着那些很久之前就被抹去或改造的一些仍然关键的特征——好比超新星的光线到达我们眼睛前，它们就早已消失在看不见的黑洞中。而且，后者本身即可证明前者确系全国人大通过的这一事实。其二是宪法文本的公布问题。另外，对于2004年的局部修宪，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王兆国也曾强调：这次修改宪法不是大改，而是部分修改，对实践证明是成熟的、需要用宪法规范的、非改不可的进行修改，可改可不改的、可以通过宪法解释予以明确的不改。

而为了谋求集体的最后批准，还会遇到繁复的困难，做出繁复的牺牲，其繁复程度定会与细节项目的多寡，成员的多寡成正比。其次，宪法修正案的创设使得美国宪法的修改相对便利，但对于我国过去三十年以来的修宪实践而言并不具有太大的实际意义。

应当看到，控制修改宪法的频率并非纯粹的修宪技术问题，它主要有赖于宪法实施机制尤其是宪法解释机制的完善。从1993年、1999年和2004年的修宪实践来看，官方似乎有意采用这一进路，在新出版的宪法条文中按修正案把宪法原文改过来的官方呼吁即为明证。

在制宪立国这一特定的美国语境下，宪法修正案的创设促成了宪法原文的最终确立。直到1988年首次局部修宪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方才就这一问题展开研讨。而自1982年公布施行至今，我国现行宪法平均每隔7.8年就经历一次修改，平均每1年就产生一条宪法修正案，三十年间已产生了三十一条修正案。另外，为使对宪法修正文本的及时公布制度化和规范化，全国人大可以仿照《立法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在这一专门决议中作出如下规定：宪法部分条文被修改或者废止的，必须公布新的宪法文本。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宪法的修改不会产生长篇累牍的修正案，频繁和大幅地修宪似乎就失去了后顾之忧。但客观地说，这一进路不失为更加现实和可行的选择。

根据这一回顾，在修宪方式上师法美国——通过宪法修正案来修改宪法——应当是修宪者们在当时所形成的一个共识。从《1787年联邦制宪会议记录汇编》（The Records of the Federal Convention of 1787）和《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这两部有关美国制宪历程的经典文献来看，1787年制宪会议之所以在宪法草案中创设宪法修正案这一形式，确有其特殊的考量，制宪代表们希图藉此来降低日后修改宪法的难度，从而使宪法原文中的不当之处得以及时纠正。

在查阅宪法原文及修正案时，对我国宪法还不甚了解的公民有可能被过时的宪法条款所误导。因此，一旦选择了宪法原文及修正案，就势必要改变这些表述。

最后，全国人大还需要以法律或决议的形式授权特定的机关或者机构根据修宪决议产生新的宪法修正文本，并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来领导和监督宪法修正文本的编辑工作。囿于文献资料的不足，笔者无从了解相关讨论的详情。

在美国的二十七条宪法修正案中，仅有六条修正案对宪法条款作出了更改。若选择采用的宪法标准文本是宪法原文及修正案，我国今后则有可能进一步发挥宪法修正案的功效。殊不知，二者存在必要的联系。应该看到，这一进路事实上背离了1988年局部修宪时采用宪法修正案的意图，放弃了对美国式修宪方式的坚持。

读者在查阅上述两个宪法文本中某一现行有效的规定时，往往需要通读全文，并将宪法原文和宪法修正案进行比对。（二）美国创设宪法修正案的初衷及实效 作为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的代表国家，美国和德国的宪法制度对于当今世界各国均有着重要的影响。

宪法修正案第三十一条单独构成第三类，它既更改宪法条款也增加宪法条款。一、何去何从：我国同一部宪法的两个文本 素有改革宪法之喻的现行宪法被公认为建国以来最好的一部宪法。

较之于美国宪法，我国宪法仍然缺乏行之有效的实施。（一）我国采用宪法修正案的用意 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的修改均未采用宪法修正案这一形式。

此言不虚，但从根本上说，宪法的长久稳定有赖于其良好的实施状况。其二，全国人大不直接通过最新的宪法修正文本，只是通过有关修宪的决议，嗣后，经全国人大授权的特定机关或者机构再据此产生最新的宪法修正文本。在部分学者看来，全面修宪和部分修宪的区别有二：第一，宪法修改机关是否通过或者批准整部宪法并重新予以颁布。1978年宪法先后于1979年和1980年经历过局部修改，而这两次局部修宪就是通过全国人大的如下决议实现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若干规定的决议》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的决议》。

1789年至今，美国国会议员共计提出一万多条修正案草案，其中仅有三十三条经国会两院通过后交由各州批准。另外，在未采用宪法修正案的情况下，我国的三次全面修宪也都得到了全国人大的高票通过。

宪法规范在具体调整社会现实时必然与具有动态性的社会现实发生矛盾与冲突。基于两种不同的文本选择，本文尝试提出以下两条进路。

莫纪宏教授也指出：宪法修正案本身不具有独立的宪法规范的价值。自1788年批准生效至今，美国宪法平均每隔12.5年才经历一次修改，平均每8.3年才产生一条宪法修正案，两百多年间仅产生了二十七条修正案。